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是伴随着服务业发展而提高的。而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服务业比重逐渐超过工业，服务业应该是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首次超过50%；其中东部地区城市化率也已经超过60%。但是，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服务业的整体水平较低。很多地区没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及时调整产业发展导向。为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从而为推动我国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一、世界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发展规律分析

　　通过对世界银行1970-2010年各国[1]服务业发展情况及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

([1]世界银行1970-2010年城市化率、服务业、人均GDP、人口等数据完备的国家有78个。)

　　1、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世界三次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比重在不断提高，工业和农业比重在逐渐下降（见图1）。1970年世界服务业平均比重为53.4%，到2010年已提高到70.9%，上升了17.5个百分点。同期，工业比重从37.9%，下降到26.3%；农业比重从8.6%，下降到2.8%。

　　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来看，服务业所占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见图2）。其中，高收入国家增长最快，增长了18.6个百分点，达到74.3%。上中等收入国家增长了13.8个百分点，达到55.7%。下中等收入国家增长了12.6个百分点，达到51.5%。低收入国家也从1980年[2]的43.2%，提高到 50%。过去40年里，服务业占不同收入水平国家GDP的比重均已超过50%，服务业已经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 世界银行仅公布了低收入水平国家1980年以来的数据。)

　　2、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发展呈现“缓慢发展——加速上升——缓慢发展”的趋势；其中，城市化率超过57%以后，服务业上升速度明显加快

　　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的方法对世界1970-2010年服务业比重和城市化率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化率与服务业比重之间存在着“S”型曲线 [3]。其中，在城市化率30%之前，服务业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城市化率在30%-80%之间，服务业基本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城市化率超过80%以后，服务业会进入发展缓慢阶段（见图3）。

([3]利用世界银行1970-2010年数据，服务业比重与城市化率、人均GDP、人口规模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得出服务业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二次多项式的关系，进而得出此图。)

　　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化率30-80%之间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每个时期服务业与城市化率基本上都呈现线性关系；但是，每个时期服务业与城市化率拟合直线的斜率各不相同（见表1），斜率越高服务业上升的速度越快。其中，城市化率在超过57%之后，服务业上升速度明显加快。

　　世界各国服务业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1987-1996年，巴西服务业年均增长2.3个百分点，迅速超过工业比重，1987年巴西城市化率为 72%。日本历史上经历了两次服务业快速上升时期，1970-1977年日本服务业比重从51.3%提高到57.2%，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1970 年日本城市化率为53.2%；1990-2002年日本服务业比重从60.39%提高到69.57%，年均提高0.76个百分点，1990年日本城市化率为63.1%。1983-1994年，匈牙利服务业年均增长2.51个百分点，制造业年均下降1.52个百分点，1983年匈牙利城市化率为64.7%。此外，墨西哥、韩国等国服务业快速上升也出现在57%以上。

　　3、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变动模式

　　根据钱纳里的计算方法，对1970-2010年世界城市化率、服务业比重、人均GDP等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计算出新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的变动关系（见表 2）。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相比于1950-1970年，1970-2010年世界服务业水平相对较高。其中，人均收入在2600美元左右时，城市化率在 52.8%左右，服务业比重在48%左右的水平；人均收入在5260美元左右时，城市化率在58.8%的水平，服务业超过50%。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1、中国服务业比重低于世界水平

　　中国城市化经过40多年发展已经逐渐赶上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服务业的比重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4）。1970年，世界服务业比重为53.4%，而中国为24.3%，低于世界水平29个百分点；2010年，世界服务业比重为70.9%，而中国为43.2%，低于世界水平27.6个百分点。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服务业与世界的差距仅缩小了1.55个百分点。

　　2、中国服务业水平低于同等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

　　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5445美元[4]，按照钱纳里模型阶段划分（见表2），城市化水平应该在58.8%左右，服务业水平应该在52.8%左右。但是，2011年我国服务业比重仅为43.1%，滞后9.7个百分点。([4]世界银行数据。)

　　我国服务业水平也明显低于同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收入水平划分，中国目前处在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对比可以发现，我国服务业水平低于大多数国家（见图5）。而且，与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都较快的国家相比，我国要低20个百分点左右。

　　3、中国大部分地区服务业水平相对滞后

　　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比重分别为43.8%、35%和37%。不仅分别低于世界水平，同时也明显低于各地工业比重（见图6）。2010年，我国服务业在50%以上的省市，只有北京、上海[5]。同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服务业比重严重低于同等城市化国家。2010年，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化率已经基本达到60%，但是服务业比重仅为43.8%。其中，上海市城市化率为89.3%，服务业比重仅为57.3%。江苏、浙江和广东城市化水平都在60%以上，但是服务业低于工业分别为5、8.1、11.1个百分点。（见图7）。

([5]除去西藏。)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

　　根据以上对世界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发展规律以及我国服务业现状的分析，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各地盲目地学习东部经验，没有根据城市化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8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都是以工业促增长，通过招商引资逐渐发展进来的。工业化导向能够快速提升地方经济，从而深受地方政府青睐。因此，各地都追随东部的发展经验，“工业强市”几乎已成了各地发展城镇经济的普遍口号。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用地不断扩张，造成了城镇工业区面积分布过广，因而不能形成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空间，使得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服务业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成为经济的短腿。

　　2、地方政府出于追求财政收入的动机，往往倾向于发展工业

　　地方政府对发展工业情有独衷的重要原因在于，工业能够带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依据我国税制，工业企业主要产生增值税，而服务业主要产生营业税。目前，增值税是我国主体税种，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近40%[6]，而营业税仅为14.8%；同时，增值税也是地方主要收入来源，占地方税收收入数额的61% [7]。此外，增值税比营业税更易扩大税基。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和加工修理等劳务征税，要扩大税基只需要扩大产业链条，从生产到加工，很容易实现；而营业税的计税依据是收入，要扩大税基只能扩大企业规模，需要企业有一定的经营年限。

([6]1994-2011年，我国国内增值税占税收收入比重平均水平为36.4%，尚未包括进口货物增值税。[7]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中央 75%，地方25%，25%的地方增值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20.3%，则上交的75%那部分从数值上相当于地方税收收入的60.9%.)

　　3、城市发展模式不利于服务业形成规模效益

　　我国城市发展走的是粗放型发展模式：一方面，土地扩张速度快。我国城镇人均用地面积偏高，目前城市人均建设用地133平方米，超过国家规定80～120平方米的标准。另一方面，土地利用率低。工业用地强度普遍偏低，容积率一般只有0.3至0.6；同时，忽视存量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还存在严重的建设用地闲置浪费现象。结果导致人口密度过低，较低的人口密度不利于形成服务业发展需要依赖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基础。

　　4、城市的视觉化建设抬高了服务业的成本

　　一些地方在城镇建设中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设立城市新区和各类园区，高标准建设行政中心、大学新区，建设宽马路、大广场、大面积绿化和生态区，以及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这些形象工程、视觉工程的建设，无形中增加了服务业的成本：一是增加了服务业的经营成本；二是远距离增加了出行成本；三是推高房价，提高居住成本；四是维护生态建设和资源补偿的成本；五是排水、管道、电缆、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成本及维护成本。服务业成本的提高，带来价格上涨，从而降低了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5、传统服务业发展受到城市发展政策的限制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不是高素质的人口转移，而是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进城。可是，我国现有的城市发展政策限制了这部分人群的进城。一方面，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在设计落户标准时，都附带了大量条件，比如学历、技术、职称等，限制了低素质人口进城。另一方面，城市的规划建设是按照城市管理者的主观目标进行的，并没有为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考虑，即在规划过程中已经将很多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外。现有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低素质人口的进城，就无法形成传统服务业发展的人口基础；同时，城市的发展政策倾向于现代服务业，也限制了传统服务业的发展。

　　6、城市交通对城市功能的切割，切断了城市不同空间单元之间服务业的联系

　　城市交通是城市内部连接的重要纽带，也是城市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通道。目前，我国交通体系较为落后。绝大多数城市交通还是以传统的地面交通为主，无法满足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交通流量的快速增长，就限制了城市不同空间之间产业要素的联系，限制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很多地方纷纷按照大城市的标准建设城市道路，尤其是很多中小城市，过宽的道路将城市内部、城市之间进行了地域、信息、交流、服务的隔断，没有发挥交通在城市发展中应有的联系功能，甚至成为城市各项功能连接的障碍。服务业本身的功能及其规模效益也就随之被切断了。同时，还浪费了土地资源，也增加了维护成本。

　　7、对城市发展的相关规律认识不够

　　各种限制服务业发展的因素的存在，是因为我国对城市发展的规律认识不够。一是城镇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借鉴国外经验时，不能地过高地以欧美国家的今天作为我国城镇发展的参照，盲目搞现代化建设；二是城镇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功能不断完善和提升的过程，不能只从传统的空间规划入手，而要重视城市内各种功能的联系。三是城镇发展是不同层次人口在城镇聚集的过程，应充分考虑中低端人口的需求，避免各种形式抬高服务业成本。四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应是现代工业和传统工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长期并存的过程。城镇发展只有遵循客观规律并结合实际情况，才能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四、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原因的分析，我们认为要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要根据城市化发展进程及时调整产业导向，强化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积极制定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特别是制定针对中低收入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政策，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政策，通过政策引导，给予服务业发展足够的空间。同时，服务业的发展要明确其带动就业的主要目标，以服务业发展作为带动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

　　2、构建和完善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体系，增加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努力增加地方税收收入，通过税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高服务业对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贡献，改变地方政府税收对工业的依赖。通过税收结构变化来引导城市政府不要盲目发展工业，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要谨慎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要加快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步伐，减轻服务业税负。要通过增加税费优惠来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3、提高城市容积率和城市人口密度。改变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容积率，合理控制城镇土地扩张速度，保持城镇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城市人口密度，通过人口集聚为服务业规模扩大和效益提升奠定基础。在城市发展中，不要过度重视大块土地而忽视了小块土地的开发，要避免盲目开展大规模工业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要重视针对服务业的小块土地的开发与建设。同时，要加快“退二进三”步伐，为城市主城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和资源。

　　4、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提倡方便、宜居的城市，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城市。城市开发建设要以向居民提供方便为基本原则，避免以城市管理者主观意志进行商业开发。要矫正对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的理解，通过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有效配置城市资源，提高城市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服务业发展的成本。

　　5、加强城市规划。通过加强对城市规划的研究和城市发展规律的学习，要充分认识到城市的功能是综合性的。城市规划要以促使居民生活、出行便利为目标，要重视城市功能间的联系，要避免城市规划切断城市内部功能的联系。尤其是要特别注重交通运输在城市中的作用。城市交通运输对于一个城市不仅仅是流量和通行，更重要的是对城市功能的连接，是为城市人口、生活提供便利。

　　6、借助中欧城镇化合作的契机，认真学习欧洲城市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的经验。认真学习欧洲在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功能、发展方式等方面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先进经验，通过学习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服务业发展的速度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