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城市品牌建设网
如今,人们谈起芝加哥,往往津津乐道其成功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笔者发现这得益于芝加哥政府的巨大推动力,尤其是两位戴利市长的贡献。美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高度分权的社会治理结构下,政府属于典型的“小政府”,而推动区域产业转型恰恰是一件错综复杂的“大事情”,有限的资源下,芝加哥政府如何一次次成功推动城市变革的呢?
当人类文明由农耕时代到工业社会后,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很快由重工业迈入到技术含量更高的电气工业。再到所谓后工业时代,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前所未有,机会稍纵即逝,曾经的领头者几年后就可能濒临破产。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若无法跟着产业发展节奏,就只能让位于其他城市,成为一个旁观者甚至被淘汰者。从某种程度上讲,芝加哥三次大转型,也正是人类文明转型的微缩版。
在中西部城镇纷纷兴起之际,芝加哥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筹集开凿连接密歇根湖和密西西比河的伊利诺-密歇根运河,并于1848年最终建成,凭借自然优势一跃成为连接南、北部和东、西部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面粉、肉类加工、罐头和木材加工等本地工业迅速发展,而船具、农用机械设备、建材以及印刷业等早期制造业也崭露头角。良好的轻工业基础,还让芝加哥抓住了此后的铁路建设潮,并顺次实现了重工业化转型,1875年芝加哥的钢轨产量已名列全国第一,机械工业和冶金业也因此崛起。
而后芝加哥一度陷入近40年的萧条期,直到世界经济爆发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能源革命”,芝加哥抓住机遇,发展了丰富多样的新兴产业。1933 年,福特汽车公司在芝加哥设立分厂,汽车业成为城市经济新的组成部分。电子机械和电子设备制造业是新兴工业中发展最快的部门,出现了西尼斯、摩托罗拉、阿德米诺、哈利克拉夫特斯等一批巨型企业。而1945年,芝加哥都市区生产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已占全国1/4,成为美国电话设备制造中心。
无疑,至20世纪50年代,经近百年的努力,芝加哥恰似神话一般,不仅成为一路领跑的工业重镇,也居于美国无可争议的全国性都市地位。
然而繁荣高点的上世纪50年代也是芝加哥城发展的转折点。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防工业与高科技产业相结合的新经济浪潮与新的经济增长点失之交臂,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芝加哥面临多重困境。“二战”后,日本、联邦德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恢复与重建,较低的劳动和生产成本吸引着传统制造业的逐渐外迁。加之经济萧条致使国内需求下降,生产严重过剩,企业难以为继,失业增加,人口减少,同时还伴有工业化所致的城市污染等诸多问题。
1980年代中期,芝加哥从打击中清醒,对城市产业结构发展做了新的规划。
芝加哥首先放弃已经成为夕阳产业的钢铁、冶金等重工业,并还通过税收优惠、帮助解决土地问题等措施扶持有优势或已建立产业链的食品、印刷、金属加工等轻工业。而今,芝加哥是美国乃至世界食品产业的生产重地,印刷业与出版、广告等行业相匹配,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此外,芝加哥还大力引进投资,尤其是软件业、生物制药业等高新科技产业的研究、开发和管理部门。而位于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等知名院校则恰恰能为这些高科技产业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
如今最为世人称道的是芝加哥大力促进商业贸易、金融、旅游和会展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的关键举措。金融业方面,芝加哥有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市场和大量全球最大的银行总部或分部,银行个数仅次于纽约,占美国第二。风光旖旎的密歇根湖,有着浓厚欧美韵味的城市建筑,别具一格的各类公园,适中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加之众多的博物馆、艺术馆等丰富的文化设施,使得芝加哥旅游业也成为现代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会议展览业是芝加哥服务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点,为此,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旅游展览局。自1980年以来,市政府两次扩建麦考密克展览中心,其面积达220万平方英尺,是美国最大的市内展览中心。会展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不仅带动了航空、餐馆、旅馆和旅游业的发展,更是通过各类国际展览会向世界展示了芝加哥特殊魅力。
城市的转型源自于产业转型,而产业转型又离不开企业转型。无论是产业还是企业转型,都只能以自我升级的内生方式和外部引进的外生方式得以实现,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贯通内外芝加哥自有一套颇具特色的方法。
以芝加哥招商局为例。与中国政府直接承担招商引资工作有所不同,成立于1999年的非营利机构芝加哥招商局(WorldBusinessChicago)由芝加哥最为成功的数个公司领导人合作成立,时任芝加哥市长小戴利任第一届董事会主席,如今这一位置由现任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担任。
芝加哥招商局除为芝加哥的经济及行业资料、州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信息及选址协助外,更为重要的是,芝加哥招商局构建了一个连接各个行业领域精英的网络,让芝加哥成为专业知识和行业人脉的关键节点,反过来也增加了招商局对企业家的吸引力。包括2000年引进的波音公司总部在内,芝加哥招商局为芝加哥产业发展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前进动力。
针对当前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政府作为发起人成立非政府组织以广泛链接资源,借市场手段运作保证组织可持续发展,以贯通内外的网络资源吸引“源头活水”,同时保持机构活力,芝加哥在解决逆城市化问题的时候,同样体现了政府以支点撬动资源的智慧。
1955年老戴利(理查德·J.戴利)任芝加哥市长时,制造业遭遇冲击,就业岗位减少,中产阶级白人迁往郊区,逆城市化现象下市中心居民几乎只剩贫民(多以黑人为主)。为了帮助解决城市内部问题,在老戴利引导下,一群商人于1956年成立了民间机构芝加哥中心区委员会(CCAC:ChicagoCentralAreaCommit
自1958年,芝加哥政府的规划部与中心区委员会合作制定第一份《芝加哥中心区发展规划》起,中心区委员会几乎每隔10年就撰写或合作撰写新的中心区发展计划。同时,委员会研究并发布的报告中还涉及公路及地铁建设规划、房地产市场及零售市场分析、公园建设研究、土地利用趋势等,如今,委员会已有50多年的历史,其参与度及影响力渗透芝加哥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
区域经济的升级固然需要精英引领,但转型过程中滞后的贫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大到出人意料。从本质上讲,城市的转型是城市学习适应新的环境要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往往变得越来越复杂,企业也必须融合新的生产元素才能赢得竞争。对此,吸引外部资源,剥离依附于原有产业的工人,往往成为区域快速转型的良药。
然而,恰恰是被迫从既有产业中离开的产业工人,受教育程度低,学习能力较差,流动性不强,很容易转变成城市贫民,在带来城市不安定的同时,也降低了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可怕的是,贫民不仅自身转型滞后,在家庭文化和经济条件共同作用下,贫民具有很强的代际遗传,从而导致贫民区固化和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比较极端的底特律市,上世纪60年代的暴动让底特律市难见白人居民,曾繁华一时却因此沦为贫民窟。
在将升级中部分动力问题交给市场后,芝加哥便有了更多的力量关注升级后拉力问题。例如,1958年的中心区发展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大型公共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中心区的私人投资,再开发的项目包含会展中心、伊利诺伊大学新校区、湖滨公园、办公区的公路及停车场建设等。1983年当选的黑人市长哈罗德·华盛顿则更为关注的是经济能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将芝加哥经济建设的中心拓展到部分制造业和社区,市政府不仅为当地制造业提供专项资金还划定了工业走廊。这些项目在重振城市、安置贫民做出了实质的贡献,避免了严重的逆城市化现象。
当然,在稳定区域经济,增加城市内生活力方面,民间力量同样不可忽略。
启动于1985年的滨湖区LSRO(LakefrontSRO)计划由芝加哥致力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的社会活动者(包括当地非营利机构 “VoiceofthePeople”和“HullHouse”协会)共同发起。赫尔大厦(HullHouse)协会创立于1989年,最早致力于为当地移民提供安置房以及社会和教育机会。经多年发展,赫尔大厦协会已成为芝加哥最大的社会福利机构之一,其使命也从为穷人提供帮助拓展到倡导相关的公共政策改革。LSRO规划的成功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合格的永久性住房,同时该规划还为租户提供就业培训计划,并整合就业推荐及相关社会服务支持。LSRO规划实施的重要意义远不仅于此,还在于这一期间发展起来的含地方政府部门(如住房发展部和公共服务部)、州立机构(如州住房发展部)、慈善机构(如麦克阿瑟基金)、金融中介机构以及其他非营利机构(如住房服务部)在内的广泛社会资源网络。
在转型过程中芝加哥政府“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固然值得学习,但其背景中的地理、教育、人文甚至偶然因素都不可忽略:丰富的水资源、优势的地理位置以及芝加哥基于多次产业革命机遇发展起来的便利交通为芝加哥的结构转型奠定了基础;而1871的那场大火确实给当时当下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全新的城市规划却更符合新时代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芝加哥多元化服务转型的障碍;以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为代表的优质教育资源,吸引了全美乃至全世界学子的目光,既为芝加哥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也给城市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科研能力。
城市建设大抵就是如此,随着产业革命浪潮,城市发展历经一个又一个关键节点,正是在紧抓机遇和解决问题中,城市得以不断进步。在当前的信息时代中,芝加哥再接再厉,由当地各高校连同阿贡国家实验室等共同研发并于2001年在芝加哥开始运行的星光中心站(Starlight)有望成为下一代电子信息交流系统。站在新时代城市发展的路口,芝加哥城将继续面临新的问题,但发展机遇也不断涌现。